陈希我

　　作家。曾留学日本，现居国内，任教于某大学。主要作品有《抓痒》《遮蔽》《冒犯书》等。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等若干奖项，作品入选多种选本，部分作品被介绍到国外。
　　
　　

　　1986年冬天，我在一所农村中学的宿舍里埋头写字，桌上摆放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死屋手记》。它就摆在我稿纸的左上方，随时都能瞥到它。它的边上是烟灰缸，烟灰缸往外是窗户，窗外是萧疏的树林，树林后面是学校的围墙，围墙后面是山，隐约可以看见许多墓穴。我的目光从墓穴转回来，《死屋手记》静静地等着我。

　　我看的并不是它的内页，而是封面。与其说是在读，毋宁说是在感受。因为对画面的感觉甚于文字，我对书的封面很是在意。一本封面庸俗不堪的书，很难吸引我去翻它的内容，除非被人极力推荐。当年读《白鹿原》，就是一个朋友力荐的，若按那封面，我完全不可能去碰它。那是一幅油画，一个老农，拄着拐杖。虽然我喜欢油画，也知道这画的作者是吴作人，但这封面给我的印象很不好。也许是因为太写实？我不喜欢写实的东西，特别是写实的人物。作家出版社的《第九个寡妇》封面也用了人物画，但只是出现了一双腿，就有了抽象的意味了，再加上红与绿色彩的大胆搭配，一看我就喜欢。也许原因不在写实，而在于创意？

　　同样精彩的创意还有哈金的《等待》（美国版），耶利内克的《女情人们》（德国版），谷崎润一郎的《春琴抄·蘆刈》（日本版），还有朱虹设计的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……我必须向这些设计者致以敬意，因为有了这样精彩的封面，才让我走进了作者的作品。当然我爱上陀氏，也跟当年一个设计者分不开，他就是《死屋手记》的封面设计者张守义。他设计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封面，典雅、大气，又意趣十足，乃至有一种思想的张力。我出版第一本小说《放逐，放逐》时，就期待封面是张守义的风格。我设想封面几乎是空白的，只在右下角放逐着一艘木刻效果的小黑船。船身摇晃，好像要被倾覆。但这设计被出版社否决了，原因是不够抢眼。当时走进书店，最抓人眼球的图书封面都是美女照。最后，出版社把封面空白部分变成了具象的汹涌波涛，小船也取消了。我仍不甘心，又在书名上做手脚，从上到下，四个大字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。这种设计我在日本时经常看到，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有不少这样的设计，甚至什么都没有，就几个大字。这些年，这样的设计多了起来，像人文社新版的《尘埃落定》，以及《空山》。不过又有泛滥的趋向了：凡书名皆大字，声嘶力竭，反而空洞无力了。当年台湾出版了《他们都挺棒的》（李师江著），李师江得意地对我说：“这才叫书！”确实，这样的书捧在手上，才感觉是本书。之前我们的作品曾入选“时代写作系列”，那是一套装帧很烂的书，放在那里，像一堆垃圾。

　　感受书，不仅只是封面，包括版式、整体的装帧。在日本时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床头放着一本书。它其实不是我心仪的文学书籍，不是小说，而是一本社会类读物。但是书做得十分漂亮，从封面，到扉页，到版式，到整本书的尺寸，到厚度，都那么的可人。我躺着瞧它，想：我要能出一本这样的书就心满意足了。当时我还没有出一本书，连短文章都没人要，屡被退稿，几断了作家梦，但又无奈地继续写下去。到了日本，连写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只能随身揣着小笔记本，把构思和片段写在里面，这是我的精神领地。

　　作为外国人，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外国人，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，这使得我更仓皇地钻进书的世界。有一阵，我每天下午都要4点半从课堂溜出来，因为晚上要打一份工，必须5点上班。我匆匆搭上开往品川的山手线，到了品川站，却不直接去打工的餐馆，而是去附近的书店。在那里磨蹭，实在太迟了，才不得不离开，向餐馆店长编个迟到的理由。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了看书？其实我并没有看多少内容，匆匆忙忙。我只是这本翻翻，那本翻翻。书店里的书不可能天天更新，很多时候是重复翻阅。那我为什么还要去，挤着时间去？是为了那个氛围。在书的海洋里，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，都在世界中心，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。阅读，不只是读，首先需要带着感受的情怀，这比逐字逐句的啃读、条条理理的辨析更为重要。